听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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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夭瘠壮狡,汔尽穷屈,加以死虏。攻无罪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
今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则必非之矣。曰:“某国饥,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
《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贤明其世,谓之天子。” 故当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难矣。善不善本於义,本於爱。爱利之为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於中国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欤!乱世之民,其去圣王亦久矣。其愿见之,日夜无间。故贤王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不可不务也。
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恶能听言?不知情,恶能当言?其与人谷言也,其有辩乎,其无辩乎?
造父始习於大豆,蜂门始习於甘蝇,御大豆,射甘蝇,而不徙人以为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远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习其心,然後能听说。不习其心,习之於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及应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议公孙龙,翟翦之难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议,皆多故矣,不可不独论。
白话文翻译
第四种说法:听取言论不可不审察,不审察就会善恶不分。善恶不分,没有比这更大的混乱了。夏商周三代能分清善恶,所以成就王业。如今天下道德越发衰微,圣王之道废绝。当代君主大多大肆追求享乐,扩大钟鼓陈设,奢侈建造台榭苑囿,来掠夺百姓财物;轻率地让百姓赴死,来发泄自己的愤懑。老弱之人受冻挨饿,健壮者因劳役夭折瘦弱,百姓几乎穷困至极,还要被掳掠而死。攻打无罪之国来索取土地,诛杀无辜百姓来谋取利益,却想让宗庙安宁、社稷不危,不是很难吗?
现在有人说:“某家财富多,他家院墙潮湿,看家狗死了,可以挖洞偷窃。” 人们必定会非议这种行为。但如果说:“某国饥荒,城墙低矮,防守器具少,可以偷袭篡夺。” 人们却不非议。这是不懂得类比啊。
《周书》说:“过去的不可追回,未来的不可等待,使世道贤明的人,称作天子。” 所以在当今之世,有能分清善恶的君主,成就王业并不难。善恶的根本在于道义,在于仁爱。仁爱利民作为治国之道,意义十分重大。漂流在海上的人,航行十天半月,看见类似人的身影就会高兴;等到满一年,看见在中原曾见过的事物就会高兴。离开人群越久,思念人群就越深啊!乱世的百姓,他们离开圣王也很久了,渴望见到圣王,日夜不停。所以贤明的君主和优秀的士子想要为百姓忧虑,不可不致力于此。
功劳先于名声,做事先于功劳,言论先于做事。不了解事物,怎么能听取言论?不了解实情,怎么能评判言论?那些随意应和别人的言论,是有道理呢,还是没有道理呢?
造父起初向大豆学习驾车,蜂门起初向甘蝇学习射箭,学习大豆的驾车术、甘蝇的射箭术,而不改变人性的本质。不改变本质,是用来达到致远追急的目的,是用来除害禁暴的。大凡人也一定要先陶冶心灵,然后才能听懂言论。不陶冶心灵,就需要用学问来陶冶。不学习却能听懂言论的人,古今都没有。这道理体现在白圭非议惠子、公孙龙劝说燕昭王停止用兵及应对空洛之会、孔穿非议公孙龙、翟翦责难惠子的法令。这四位人士的议论,都有复杂的缘故,不可不加以独到的评论。
注释
三代:指夏、商、周三代,古代认为是圣王治世的典范。
台榭苑囿:台榭指高台宫殿,苑囿指皇家园林,此处代指君主的奢侈建筑。
夭瘠壮狡:健壮者因劳役夭折瘦弱,“夭” 指夭折,“瘠” 指瘦弱,“壮狡” 指健壮之人。
汔(qì)尽穷屈:几乎穷困至极,“汔” 指几乎,“穷屈” 指困窘。
室培湿:家中墙壁潮湿,“培” 指墙壁,潮湿易挖洞,象征可乘之机。
《周书》:指《逸周书》,先秦史书,内容多记周代政典。
造父:周穆王的车夫,善驾马车;大豆:又作 “泰豆”,造父的老师。
蜂门:又作 “逢蒙”,古代善射者,甘蝇的弟子。
白圭:战国商人,以经商致富;惠子:惠施,名家代表,善辩。
公孙龙:名家代表,提出 “白马非马” 等命题;空洛之遇:指秦赵空洛会盟,公孙龙曾参与辩论。
孔穿:孔子六世孙,曾与公孙龙辩论 “臧三耳” 等命题;翟翦:魏国大臣,曾反对惠子的城郭建造主张。
延伸阅读
《吕氏春秋・听言》
本文节选自《吕氏春秋・听言》,该篇以 “听言必察善恶” 为核心,批判乱世君主的暴行,强调 “爱利之道”,可对照原文理解战国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
《孟子・离娄上》
孟子提出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与文中 “善不善本於义,本於爱” 的观点相呼应,体现儒家对仁政的推崇。
《墨子・非攻》
主张 “非攻”,反对攻伐无罪之国,与文中 “攻无罪之国以索地” 的批判形成互补,展现墨家的和平思想。
《商君书・开塞》
提出 “世事变而行道异”,强调因时而治,与文中 “当今之世,分善不善者王” 的时代紧迫感形成思想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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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周本纪》
记载周文、武二王 “修德行善” 而得天下,与文中 “三代分善不善,故王” 的历史观相互印证,展现圣王治世的历史叙事。
《贞观政要・仁义》
唐太宗谓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实践了文中 “爱利之为道大矣” 的治国理念,体现仁政思想的历史延续。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
提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 “爱利黔首” 的责任从君主扩展到士庶,深化了文中的民本思想。
《战争与和平》(列夫・托尔斯泰)
对战争中无辜百姓苦难的描写,可与文中 “轻用民死”“死虏” 的批判对照,展现东西方对战争伦理的共同反思。
《公孙龙子・迹府》
记录公孙龙与孔穿的辩论细节,如 “白马非马”“臧三耳” 等命题,与文中 “四士之议” 形成名家思想的具体案例,可助理解战国辩者的学术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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