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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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争矣。愉易平静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国之主反此，乃自贤而少人。少人则说者持容而不极，听者自多而不得。虽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乱之定，毁之成，危之宁。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悖而不足以举。
故人主之性，莫过乎所疑，而过於其所不疑；不过乎所不知，而过於其所以知。故虽不疑，虽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验之以数。若此则是非无所失，而举措无所过矣。夫尧恶得贤天下而试舜？舜恶得贤天下而试禹？断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断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观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则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周箴》曰： “夫自念斯学，德未暮。”学贤问，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
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国不虚存，必有贤者。贤者之道，牟而难知，妙而难见。故见贤者而不耸，则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则知之不深。不深知贤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
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於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故当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则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於得之矣。得之，则何欲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太公钓於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与不知也。诸众齐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礼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後其智能可尽。解在乎胜书之说周公，可谓能听矣；齐桓公之见小臣稷，魏文侯之见田子方也，皆可谓能礼士矣。
白话文翻译
第五种说法：从前大禹沐浴时三次挽起头发，吃饭时三次起身，用礼仪对待有道之士，这是因为他通晓自己的不足。通晓自己的不足，就不会与外物相争了。用愉悦、平和的态度对待他们，让他们自然地表达；顺应他们的见解，让他们自由地言说。亡国的君主则相反，他们自视贤明而轻视他人。轻视他人，进言者就会保持容色而不敢畅所欲言，倾听者就会自满而得不到真知。即使拥有天下，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把昏暗当光明，把混乱当安定，把毁坏当成功，把危险当安宁。所以殷周因此灭亡，比干因此而死，悖谬的行为不足以举荐。
所以君主的本性，莫过于对该怀疑的不怀疑，而对不该怀疑的却怀疑；莫过于对不知道的事物，却过于自信已知的事物。因此，即使不怀疑，即使已知道，也必须用法度考察，用度量衡量，用数理验证。这样一来，是非就不会失误，举措就不会过错了。尧怎么能在天下找到贤人而试用舜？舜怎么能在天下找到贤人而试用禹？不过是通过耳闻来判断罢了。耳闻可以判断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返归了性命的真情。如今那些昏惑的人，上不知道返归性命的真情，其次不知道观察五帝三王成就功业的原因，又怎么能知道自己的时代不行呢？怎么能知道自身不及呢？最上等的人是自知其知，次一等的人是自知其不知。不知就问，不能就学。《周箴》说：“自己想着学习，德行就不算晚。” 学习贤能、勤问善思，是三代昌盛的原因。不知却自以为知，是百祸的根源。
名声不会凭空树立，功业不会自行成就，国家不会凭空存在，必定有贤者辅佐。贤者的道术，广大而难知，精妙而难见。所以见到贤者而不肃然起敬，内心就不会警惕。内心不警惕，了解就不深刻。不深刻了解贤者的言论，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
君主贤明、世道太平，贤者就会在上位；君主不肖、世道混乱，贤者就会在下位。如今周室已灭，天子已经断绝。混乱没有比无天子更大的了。无天子，就会强者战胜弱者，人多的欺凌人少的，用武力相互残杀，不得休养生息。如今的时代就正处于这种情况。所以在当今之世，寻求有道之士，要到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的地方，这样才有幸得到他们。得到他们，那么想要什么得不到？做什么不成功？太公在滋泉钓鱼，正逢纣王之世，所以文王得到他而成就王业。文王只是千乘诸侯，纣王是天子。天子失去贤士，而千乘诸侯得到贤士，这是知晓与不知晓的区别。普通百姓，不需要了解就可驱使，不需要礼遇就可命令。至于有道之士，必须礼遇、必须了解，然后他们的智慧才能穷尽。这道理体现在胜书劝说周公，可称得上能听善言；齐桓公拜见小臣稷，魏文侯拜见田子方，都可称得上能礼待士人。
注释
一沐三捉发，一食三起：形容大禹求贤若渴，事务繁忙，见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后成为礼贤下士的典故。
比干：商纣王叔父，因进谏被剖心，文中作为忠臣被害的典型。
揆之以量，验之以数：揆指衡量，量指法度；数指数理、规律，体现先秦 “循名责实” 的治国思想。
《周箴》：周代的箴言，“箴” 为规诫性文辞，原文失传，此为引用残句。
牟而难知：牟通 “侔”，指广大、渊博，形容贤者道术深远。
太公钓于滋泉：姜太公在滋泉（今陕西眉县）垂钓，遇周文王，后辅佐其灭商，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胜书之说周公：胜书为周初贤士，曾劝周公礼贤下士，事见《逸周书・宝典》。
小臣稷：齐国贤士，齐桓公曾五次拜访才见到，见《吕氏春秋・下贤》，为礼贤典范。
延伸阅读
《吕氏春秋・谨听》
本文节选自《吕氏春秋・谨听》，该篇以 “君主需礼贤下士、谨听善言” 为核心，通过大禹、太公等案例，阐述 “得贤者昌，失贤者亡” 的治国理念，可对照原文理解战国时期的人才思想。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提出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强调贤者在治国中的主导作用，与文中 “国不虚存，必有贤者” 的观点相呼应。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记载 “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见” 的细节，展现君主求贤的诚意，与文中 “能礼士矣” 的评价形成互补。
《新语・资质》（陆贾）
汉代政论家提出 “贤士者，国家之器用也”，继承文中 “贤者之道，牟而难知” 的人才观，体现对先秦思想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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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殷本纪》
记载商纣王 “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不听比干劝谏，与文中 “亡国之主自贤少人” 的批判相互印证，展现历史对昏君的评价。
《贞观政要・求贤》
唐太宗谓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命房玄龄 “搜访贤哲，皆引置左右”，实践了文中 “得贤者何欲不得” 的治国思想。
《龚自珍・己亥杂诗》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诗句，可视为对文中 “求有道之士于四海” 的现代性呼应，展现人才思想的历史延续。
《人才论》（王安石）
批判宋代 “贤愚倒置” 的用人制度，提出 “陶冶而成之” 的人才培养观，深化了文中 “学贤问，三代之所以昌” 的认知。
《吕览发微》（许维遹）
考据学家对 “胜书之说周公”“太公钓滋泉” 等典故的考证，指出其与《尚书大传》《韩诗外传》的文献关联，展现学术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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