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曰：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古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

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久彰而愈长，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教成，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用赏罚不当亦然。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久兴而不息，民之雠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虽有厚赏严罚弗能禁。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赏罚易而民安乐。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赏罚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贼民。

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於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於文，繁战之君，不足於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後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於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 “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赏重则民移之，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天下胜者众矣，而霸者乃五。文公处其一，知胜之所成也。胜而不知胜之所成，与无胜同。秦胜於戎，而败乎淆；楚胜於诸夏，而败乎柏举。武王得之矣，故一胜而王天下。众诈盈国，不可以为安，患非独外也。

赵襄子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赦为首。张孟谈曰： “晋阳之中，赦无大功，赏而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国危，社稷殆，身在忧约之中，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襄子可谓善赏矣！赏一人，而天下之为人臣莫敢失礼。”为六军则不可易，北取代，东迫齐，令张孟谈逾城潜行，与魏桓、韩康期而击智伯，断其头以为觞，遂定三家，岂非用赏罚当邪？

白话文翻译

第四种说法：春气到来草木便生长，秋气到来草木便凋零。生长与凋零，是受外力驱使，并非自然如此。所以驱使的力量到来，万物没有不响应的；驱使的力量不到来，万物就无法有所作为。古人审察驱使万物的根本，所以万物没有不被利用的。

赏罚的权柄，是君主用来驱使臣下的工具。若赏罚施加符合道义，那么忠信亲爱的道德就会彰显。长久彰显而不断增长，百姓安于这种教化就像本性一样，这叫做 “教成”。教成之后，即使有厚赏严威也无法禁止（百姓向善）。所以善于教化的君主，不依赖赏罚而教化自成；教化一成，赏罚就无法限制其影响。使用赏罚不当也是如此：奸伪、贼乱、贪戾的风气兴起，长久不息，百姓憎恨这种风气也会像本性一样。戎夷、胡貉、巴越的百姓就是这样，即便有厚赏严罚也无法禁止。郢人用两版筑墙的古法，吴起改变筑墙方法却被厌恶（因改变传统），但改变赏罚方式却能让百姓安乐。氐羌百姓被俘时，不担忧被捆绑，却担忧死后不能火葬，这都是因为不良习俗已成本性。所以赏罚的施加不可不谨慎，否则一旦形成就会危害百姓。

从前晋文公将与楚军在城濮交战，召咎犯问道：“楚众我寡，怎么办？” 咎犯回答：“我听说注重繁文缛节的君主，不厌倦虚文；频繁作战的君主，不厌倦诡诈。您只需用诈术即可。” 文公将咎犯的话告诉雍季，雍季说：“排干湖泽捕鱼，怎能不获得？但明年就无鱼可捕；焚烧草泽打猎，怎能不获得？但明年就无兽可猎。诡诈之道，即便眼前苟且可行，以后就无法再用，不是长久之策。” 文公采用咎犯的计谋，在城濮击败楚军。回国行赏时，雍季却居首功。近臣劝谏：“城濮之功是咎犯的谋略，您用了他的建议却把奖赏放在他之后，恐怕不行吧？” 文公说：“雍季的话，是百世之利；咎犯的话，是一时之急。怎能把一时之急放在百世之利前面呢？” 孔子听闻后说：“临难用诈术，足以退敌；回师后尊崇贤德，足以报德。文公虽未能善终，起初也足以成就霸业了。” 重赏能使百姓归附，百姓归附则事业成功。若靠诡诈成功，其成就终将毁坏，胜利也会转为失败。天下取胜的人很多，但成就霸业的只有五霸。文公是其中之一，因为他知道胜利的根本。取胜却不知胜利如何成就，与未取胜相同。秦国战胜西戎，却在淆山战败；楚国战胜中原诸国，却在柏举战败。周武王懂得取胜的根本，所以一次胜利就称王天下。若诡诈充斥全国，国家无法安定，祸患不只是外部的。

赵襄子解除晋阳之围后，赏赐五位有功者，高赦居首。张孟谈问：“晋阳之战中，高赦并无大功，为何赏赐居首？” 襄子说：“国家危殆、我身困忧时，与我交往而不失君臣之礼的，只有高赦。所以我先赏他。” 孔子听闻后说：“襄子可称善于赏赐了！赏一人而使天下为人臣者不敢失礼。” 赵襄子因此统军不可战胜，北取代国，东迫齐国，令张孟谈越城潜行，与魏桓子、韩康子约定攻灭智伯，将智伯头做成酒杯，最终奠定三家分晋的局面，这难道不是赏罚得当的结果吗？

注释

两版垣：用两块木板夹土筑墙，是楚国旧法，“版” 指筑墙的夹板。

吴起变之：吴起在楚国变法时改革筑墙方法，因改变传统遭百姓厌恶，见《吕氏春秋・义赏》。

氐羌之虏：氐羌族人被俘时，“氐羌” 为西部少数民族，以火葬为习俗。

城濮之战：前 632 年晋楚争霸战，晋文公凭咎犯诈术获胜，奠定霸主地位。

咎犯：狐偃，字咎犯，晋文公舅父，助其复国称霸。

雍季：晋文公臣子，主张 “仁政为本”，与咎犯的 “权变” 形成对比。

竭泽而渔：排干湖泽捕鱼，比喻只顾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

赵襄子出围：前 455 年智伯攻赵，赵襄子坚守晋阳三年，后联合韩魏灭智伯。

高赦：赵襄子家臣，在晋阳之围中坚守君臣之礼，故获首赏。

张孟谈：赵襄子谋臣，献策联合韩魏，为三家分晋的关键人物。

延伸阅读

《吕氏春秋・义赏》

本文节选自《吕氏春秋・义赏》，以 “赏罚必合道义” 为核心，通过晋文公、赵襄子的案例，阐述 “义赏” 对治国的重要性，可对照原文理解战国时期的赏罚伦理。

《商君书・赏刑》

商鞅提出 “壹赏、壹刑、壹教”，强调赏罚统一，与文中 “赏罚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的观点形成法儒对比。

《孔子家语・子路初见》

孔子评价 “善赏者赏一而劝百”，与文中 “赏一人而天下莫敢失礼” 的教化思想相呼应，展现儒家对赏罚的价值定位。

《韩非子・难一》

对 “文公赏雍季” 提出质疑，认为 “霸者之佐，未有不先务耕战”，体现法家对 “百世之利” 的不同理解。

相关阅读

《史记・晋世家》

详细记载城濮之战及晋文公行赏的过程，与文中 “雍季在上” 的细节相互印证，展现历史叙事中的赏罚逻辑。

《资治通鉴・周纪一》

司马光评价智伯之亡时说 “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与文中 “诈伪之道不可久” 的警示形成历史呼应。

《曾国藩・挺经》

“明辨” 篇强调 “赏罚分明，恩威并重”，继承文中 “赏罚不可不慎” 的治术思想，体现传统管理智慧的延续。

《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迈克尔・桑德尔）

现代哲学对 “结果正义” 与 “程序正义” 的探讨，可与文中 “一时之务” 与 “百世之利” 的伦理抉择对照，展现跨文明的价值思考。

《吕氏春秋通诠・义赏》

考据学家对 “氐羌忧不焚”“吴起见恶” 的民俗与史实考证，指出其与《后汉书・西羌传》《吴子・变法》的关联，展现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