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曰：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於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明於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矣。情者不饰，而事实见矣。此谓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此二者审，则无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法则也。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於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柰何为实。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阳、奇怪之所际？

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於船，致远者托於骥，霸王者托於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故小臣、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骥远哉？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白话文翻译

其五：英明的君主，不是能遍观万物，而是明白君主该掌握的关键；有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知晓百官的要害。知晓百官的要害，所以事务简约而国家安定；明白君主该掌握的关键，所以权力集中而奸邪止息。奸邪止息，游说的人就不会来，真情就能自然显露；真情不加掩饰，事实就能呈现。这就叫 “至治”。至治的时代，百姓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邪学说。贤与不肖都回归本真，践行真情，不雕饰本然，敦厚纯朴地侍奉君主。像这样，无论灵巧、笨拙、愚昧、智慧、勇敢、怯懦，都能依据才能更换官职，更换官职后各自胜任其职。所以有职位的人安于其职，不听信无根据的议论；无职位的人要验证其实际能力，来检验言辞是否可信。这两点审察清楚，无用的言论就不会进入朝廷了。君主顺应性命的本真，去除爱恶之心，以虚无为根本，听取有用的言论，这就叫 “朝”。所谓 “朝”，就是君臣共同召引理义，共同树立法则。君主顺应性命本真，理义之士就会到来，法则就能确立，邪僻之人就会退去，贪婪伪诈之徒就会远离。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奸，除奸的关键在于治官，治官的关键在于治道，治道的关键在于知晓性命。所以子华子说：“厚重而不广博，专注坚守一事，喜爱端正本性；不迎合众人，务求成就一种能力。能力完全具备后，四方部族就能平定。唯有顺应自然法则，看似不周全却能周全。这是神农能长久、尧舜能显扬的原因。”

君主若自认为聪明而视别人愚蠢，自认为灵巧而视别人笨拙，就会导致愚蠢笨拙的人凡事请示，聪明灵巧的人频频发号施令。发号施令越多，请示的人就越多；请示的人越多，就没有不请示的事了。君主即使聪明灵巧，也不可能无所不知。以并非无所不知的能力，应对无所不有的请示，方法必然陷入困窘。作为君主却屡屡被臣下困住，还怎么统治百姓？困窘却不知困窘，祸患又会反过来让他自满，这就叫 “重塞之主”，国家无法存续。所以有道的君主，顺应规律而不妄为，督责实效而不发号施令，去除主观想法，静虚等待，不夸耀言辞，不干预事务，依据名分审察实际，让官吏自行管理，以 “不知” 为治国之道，以 “如何应对” 为实际准则。尧说：“怎样才能像日月那样普照万物？” 舜说：“怎样才能收服四方荒远之地？” 禹说：“怎样才能治理青北，感化九阳，安抚奇异偏远的边境？”

赵襄子在位时，任命任登为中牟令。任登年终汇报政绩时，对襄子说：“中牟有个士人叫胆胥己，请您召见他。” 襄子召见后任命为中大夫。相国说：“恐怕您只听了任登的话，没亲自考察吧！任命中大夫，怎么这么容易？这不合晋国的旧例。” 襄子说：“我举荐任登，已经亲自考察过他了；任登举荐的人，我又亲自考察，这样靠耳目考察人就没个完了。” 于是不再追问，仍任命胆胥己为中大夫。襄子的做法是什么？信任他人，贤人就会尽心竭力。

君主的祸患，必定在于任用人却不能放手使用，使用了又和不懂的人议论他。渡江的人依靠船，走远路的人依靠骏马，成就王霸之业的人依靠贤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就是成就王霸之业的船和骏马。舍弃父兄子弟，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渔夫、仇人、奴仆，不是偏袒他们。为了保住国家、建立功名，不得不这样。就像大匠建造宫室，测量大小就知道所需木材，估算工程就知道所需人工。所以重用小臣伊尹、吕尚，天下就知殷、周能称王；重用管夷吾、百里奚，天下就知齐、秦能称霸。这难道只是骏马能走远路吗？

成就王霸之业固然需要合适的人，亡国也同样因为用人。桀任用羊辛，纣任用恶来，宋君任用唐鞅，齐王任用苏秦，天下人因此知道他们会灭亡。不用合适的人却想建立功业，就像夏至想让夜晚变长，对着天空射鱼却想射中一样。舜、禹尚且会困顿，何况平庸的君主呢？

注释

人主之所执：君主应掌握的关键，指治国的核心原则（如权柄、名分）。

淫学流说：浮夸的学问、流俗的言论。

雕其素：雕饰本真，“素” 指未经修饰的本性。

子华子：战国时期思想家，主张 “贵生”“全性”，其言论多见于《吕氏春秋》《列子》。

天符：自然法则，指顺应天性的规律。

重塞之主：“重” 指双重，“塞” 指闭塞；意为因自满而双重闭塞的君主。

青北、九阳：均为古代偏远地区，代指边境。

上计：古代地方官年终向君主汇报政绩的制度。

羊辛、恶来、唐鞅、苏秦：均为历史上的奸臣，羊辛助桀，恶来助纣，唐鞅乱宋，苏秦事齐却谋燕，导致亡国。

延伸阅读

《吕氏春秋・知接》：本文节选自《审分览・知接》，核心思想是 “君主应舍细务、任贤能”，与《韩非子・主道》中 “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 的主张相通，体现战国时期 “君逸臣劳” 的治国共识。

“至治” 的社会图景：文中描绘 “民不好空言，贤不肖反质” 的至治之世，与《老子・八十章》“小国寡民” 的理想社会有相似之处，可对比道家与杂家对 “淳朴社会” 的共同向往，以及实现路径的差异（道家重 “无为”，杂家重 “正名”）。

任贤不疑的历史案例：赵襄子信任任登而不反复考察，与齐桓公任用管仲 “不疑而霸”、魏文侯任用乐羊 “谤书盈箧而不疑” 的案例一致，反映古代政治中 “信任” 对人才发挥的关键作用。可延伸阅读《史记・魏世家》中乐羊伐中山的故事，理解 “用人不疑” 的实践意义。

相关阅读

《荀子・王霸》：“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强调君主的核心能力是 “官人”，与本文 “知百官之要” 的思想呼应，可对比儒家与杂家对 “君道” 的定义。

《战国策・燕策》：“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 燕昭王任贤复国的案例，印证本文 “霸王者托於贤” 的观点，展现任贤对国家兴衰的影响。

《列子・杨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与本文中尧、舜、禹 “忧及四海” 的治理目标形成对比，可分析先秦诸子对 “君主责任” 的不同理解（杨朱重 “自利”，杂家重 “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