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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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汤欲继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汤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继三王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显名矣。夫大义之不成,既有成矣已。
《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故务在事,事在大。地大则有常祥、不庭、歧毋、群抵、天翟、不周,山大则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则有蛟、龙、鼋、鼍、鳣、鲔。《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空中之无泽陂也,井中之无大鱼也,新林之无长木也。凡谋物之成也,必由广大众多长久,信也。
季子曰: “燕雀争善处於一室之下,子母相哺也,姁、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则火上焚栋,燕雀颜色不变,是何也?乃不知祸之将及己也。”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为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於一国,姁々焉相乐也,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也,而终不知也,其与燕雀之智不异矣。故曰: “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贵贱,交相为恃,然後皆得其乐。定贱小在於贵大,解在乎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杜赫说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难惠子以王齐王也。
白话文翻译
第七种说法:从前舜想要贯通古今却未能成功,但已足以成就帝业;禹想要成就帝业却未能成功,但已足以匡正不同风俗;商汤想要继承禹的功业却未能成功,但已足以使四荒臣服;周武王想要赶上商汤却未能成功,但已足以推行王道;五霸想要继承三王却未能成功,但已足以成为诸侯之长;孔丘、墨翟想要在世上推行大道却未能成功,但已足以成就显耀名声。大的理想虽未成就,却已有其他成就了。
《夏书》说:“天子的德行广阔深远,于是神圣,于是威武,于是文明。” 所以行事在于务实,事务在于宏大。土地广大就有常祥、不庭、歧毋、群抵、天翟、不周等山;山陵高大就有虎、豹、熊、螇蛆等兽;水域广大就有蛟、龙、鼋、鼍、鳣、鲔等水生动物。《商书》说:“历经五世的宗庙,可以见到神怪;万人的首领,可以产生谋略。” 空洼之地没有池泽,井中没有大鱼,新林没有大树。大凡谋划事物的成功,必定需要广大、众多、长久,这是真理。
季子说:“燕雀在一室之下争夺好的栖处,母鸟与子鸟相互喂食,和悦地相互取乐,自以为安全了。灶上的烟囱破裂,火苗上窜焚毁栋梁,燕雀脸色不变,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们不知道灾祸将降临到自己身上。” 做臣子的能避免燕雀般愚蠢的人太少了。做臣子的,提升自己的爵禄富贵,父子兄弟在一国之内相互结党营私,和悦地相互取乐,却因此危害国家。他们离灶的烟囱很近,却始终不知道,这与燕雀的智慧没有不同。所以说:“天下大乱,就没有安定的国家;一国全乱,就没有安定的家庭;一家皆乱,就没有安身之处。”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小的安定必定依赖大的安定,大的安定必定依赖小的安定。小与大、贵与贱,相互依赖,然后都能得到安乐。安定贱小在于贵大,这道理体现在薄疑用王道劝说卫嗣君,杜赫用安定天下劝说周昭文君,以及匡章用尊齐王为帝责难惠子。
注释
旗古今:“旗” 通 “箕”,指箕扬、贯通,“旗古今” 即贯通古今之道。
正殊俗:匡正不同风俗,“殊俗” 指不同地域的风俗。
五伯:即五霸,指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
《夏书》《商书》:先秦史书,今多散佚,文中为引用残句。
常祥、不庭等:皆为传说中的山名,具体所指不详,象征土地广大则多奇景。
螇蛆(xī qū):即蜈蚣,此处泛指毒虫。
五世之庙:历经五代的宗庙,古代宗庙制度中,五世以上的远祖庙称 “祧”,此处指历史悠久的宗庙。
空中之无泽陂:“空” 通 “孔”,指孔穴,孔穴中没有池泽,喻指环境局限则难成大事。
灶突决:灶上的烟囱破裂,“突” 指烟囱,为古代火灾隐患的象征。
比周:结党营私,“比” 指勾结,“周” 指包庇。
薄疑、杜赫、匡章:均为战国时期的策士或学者,薄疑曾劝卫嗣君行王道,杜赫为周臣,匡章为齐将。
延伸阅读
《吕氏春秋・务大》
本文节选自《吕氏春秋・务大》,该篇以 “大小相依,务本为大” 为核心,通过舜、禹等案例,阐述 “大义不成亦有小成” 的辩证观,可对照原文理解战国时期的功业哲学。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提出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与文中 “大义不成,既有成矣” 的价值观相呼应,体现儒家对理想与现实的调和。
《韩非子・喻老》
用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 的比喻,与文中 “灶突决而燕雀不知” 的警示形成互补,展现法家对隐患的洞察。
《淮南子・主术训》
主张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举大者事不可以细”,强调 “广大众多” 的成事逻辑,与文中 “谋物之成必由广大” 的观点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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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舜 “播时百谷,柔远能迩” 的功绩,与文中 “旗古今而成帝” 的评价形成历史呼应,展现圣王功业的叙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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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谓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实践了文中 “小大贵贱交相为恃” 的依存思想,体现治国中的民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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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 的变革思想,可与文中 “五伯继三王不成” 的历史观对照,展现传统社会对理想与现实的认知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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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处不渗漏,暗处不欺隐,末路不怠荒” 的处世哲学,深化了文中 “定贱小在于贵大” 的辩证思维,体现儒家修身与治国的贯通。
《吕氏春秋通诠・务大》
考据学家对 “薄疑说卫嗣君”“匡章难惠子” 的史实考证,指出其与《战国策・卫策》《齐策》的关联,展现战国策士的政治谋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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