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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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愬。世有贤主秀士,宜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荣,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则中人将逃其君,去其亲,又况于不肖者乎?故义兵至,则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亲不能禁其子矣。
凡为天下之民长也,虑莫如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则乡之所谓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天下之长民,其利害在察此论也。
攻伐之与救守一实也,而取舍人异。以辨说去之,终无所定论。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诬也。诬悖之士,虽辨无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为天下之长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说为深。夫以利天下之民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论也。
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凡人之所以恶为无道、不义者,为其罚也;所以蕲有道、行有义者,为其赏也。今无道、不义存,存者,赏之也;而有道、行义穷,穷者,罚之也。赏不善而罚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难乎?故乱天下、害黔首者,若论为大。
白话文翻译
第三种说法:当今世道浑浊到了极点,百姓的苦难无以复加。周天子的统绪已然断绝,贤能之人隐退埋没,各国君主肆意妄为,与民众离心离德,百姓无处申诉冤屈。世上若有贤明君主与优秀士人,应当明察这个道理,那么他们所统领的军队就是正义之师。天下百姓本将死亡却得以生存,本将屈辱却得以荣耀,本将痛苦却得以安逸。当君主肆意妄为时,中等资质的人都会逃离君主、背弃亲人,更何况是品行不端的人呢?所以正义之师到来时,无道君主就无法保有百姓,父母也无法约束子女(指子女会投奔义兵)。
大凡作为天下百姓的君主,最该考虑的是扶持有道者而废止无道者,奖赏正义者而惩罚不义者。如今世上的学者大多反对攻伐战争。若反对攻伐而主张救守(被动防御),那么先前所说的 “扶持有道、废止无道、奖赏正义、惩罚不义” 的方法就无法施行。统治天下的君主,其利害关系正在于明辨这个道理。
攻伐与救守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但人们对它们的取舍却不同。用诡辩来否定攻伐,最终不会有定论。如果是真的不明白,那是糊涂;如果明白却违背良心,那是欺诈。欺诈糊涂的人,即使能言善辩也毫无用处。他们否定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本想有利却反成祸害,本想安定却反生危险。给天下带来长远祸患、给百姓造成重大危害的,没有比这种论调更深的了。那些以造福天下百姓为初心的人,不能不深入明察这个道理。
攻伐战争,从没有不是攻打无道、惩罚不义的。攻打无道、惩罚不义,就是最大的福分,对百姓的益处也最为深厚。禁止攻伐,就是废止有道、惩罚正义,就是阻挠商汤、周武王的事业,而延续夏桀、商纣王的过错。人们之所以厌恶无道、不义的行为,是因为它们会招致惩罚;之所以追求有道、施行正义,是因为它们会获得奖赏。如今无道、不义之人依然存在,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奖赏;而有道、行义之人陷入困境,他们的困境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奖赏恶人而惩罚善人,却想让百姓安定,岂不是很难吗?所以扰乱天下、危害百姓的,没有比这种论调更严重的了。
注释
黔首:战国及秦代对百姓的称呼,意为 “黑头”(平民以黑巾裹头)。
天子既绝:指周天子的权威衰落,战国时期周王室名存实亡。
贤者废伏:贤能之士隐退,“废” 指废弃不用,“伏” 指隐居。
中人:中等资质的人,非圣贤亦非奸邪的普通人。
救守:指被动防御的策略,与 “攻伐” 相对,战国时墨家等学派主张 “非攻” 而提倡救守。
乡之所谓:“乡” 通 “向”,先前所说的。
蕲(qí):通 “祈”,追求、渴望。
穷汤、武之事:“穷” 指阻挠,商汤灭夏、武王伐纣被视为正义战争,此处指否定正义攻伐。
延伸阅读
《吕氏春秋・振乱》
本文节选自《吕氏春秋・振乱》,该篇批判 “救守” 论调,强调 “攻伐必因道义”,可对照原文理解战国时期对战争伦理的辩论。
《墨子・公输》
记载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主张 “非攻” 与 “救守”,与文中 “取救守则义术不行” 的观点形成对立,展现儒墨对战争的不同态度。
《荀子・议兵》
提出 “义兵不攻无过之国,必伐有罪之君”,强调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与文中 “攻无道而罚不义” 的义兵思想一致。
《韩非子・五蠹》
批判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主张以法治军、以战止战,可与文中 “赏善罚恶” 的战争正义论相互补充。
相关阅读
《尚书・泰誓》
记载武王伐纣时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攻伐正义性归于民意,与文中 “黔首利莫厚焉” 的民本思想相通。
《战国策・赵策三》
鲁仲连论 “义不帝秦”,提出 “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体现对不义战争的批判,可对比文中对 “无道攻伐” 的否定。
《盐铁论・论功》
汉代贤良文学反对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主张 “废武行文,继周之迹”,与文中 “攻伐为义” 的观点形成时代性争论。
《贞观政要・仁义》
唐太宗认为 “仁义为本,甲兵为末”,主张 “不得已而用之”,继承了 “义兵” 理论中的慎战思想。
《明夷待访录・原君》
黄宗羲提出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可视为对文中 “世主恣行” 现象的近代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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